前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姜垣建议，中国应尽快依照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提高税率，保证人们对烟草的购买力持续下降。

7天期和14天期逆回购的中标利率均较以往下降了10个基点。新冠肺炎疫情在春节期间暴发，春节是每年消费的高峰期，疫情暴发后餐饮店停止营业、春节档电影大部分延迟上映、旅游景点关闭、商场超市缩短营业时间。

首先，稳定投资者的预期，提振金融市场信心。从进出口来看，进出口方面可能小幅震荡。参考非典疫情，当时直到5月之后，随着气温转暖、病毒传播活性下降，病例才逐渐得到控制。从财政政策来看，对受疫情影响的地区、企业和具体的社会团体采取诸如减免税费、延期缴纳社保、减免租金和提高贴息支持力度等财政政策短期内有利于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第一，两次疫情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

例如，通过资产证券化业务、投贷联动和推动债券品种创新可以有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采取的各种管控措施对旅游、餐饮、酒店、教育培训、物流等行业造成影响，对内需消费行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大央行开始以零利率和QE等方式进行非常规宽松，中国央行也被裹挟进了这场宽松的洪流，先后进行了三轮宽松（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7.47%降到了4.35%。

Nike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福耀玻璃代表了制造业的转移。使用行政手段，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1996-2000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4.2万家，从此扭转了国企数量增加的趋势，国有企业职工数下降约1700万人，减少了约1/4。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也大幅收紧，某大型企业海外融资成本甚至高达13.5%。中国电商市场的发展也是遥遥领先，2018年淘宝网交易额达到5150亿美元，天猫交易额4320亿美元，位列一二，第三名亚马逊交易额3440亿美元。

但真正让地产狂飙起来的还是一轮又一轮的货币和地产刺激政策。过去二十年逆流而上，未来二十年要顺流而下。

前面我们所说的在无监管状态下萌生的数千家P2P平台，现在有90%以上都停业或者出问题了。第二，信息技术革命爆发，一方面从技术层面支持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加速了市场分工的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内部人口老龄化，重化工业等主导产业出现衰落。单看劳动力成本，相比于东南亚、南亚、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偏高，是越南的4倍，印度的5.5倍，尼日利亚的5.8倍。

地产、金融的膨胀让居民的财富快速增长，再加上政府又先后搞了几轮消费刺激政策，家电下乡、汽车补贴、购置税减免等，居民的消费需求意外出现爆炸式增长，中国在很多领域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拓展外需，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工厂。又比如90年代末亚洲金融金融危机后的中国，采用砸锭压锭、国企下岗等非常规政策极速出清。第三个引擎是基建，点燃这个引擎的是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加杠杆。

这种选择意味着承受短期经济的下行（甚至是崩溃）和金融风险的释放，容忍家庭、企业甚至是政府违约破产，容忍个人大规模失业，以此来快速的消化掉繁荣时期埋下的风险和弊病，好处是让大家可以快速调整、轻装上阵，给新经济留出空间，坏处是剧烈的出清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风险甚至是动荡。快出清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风暴，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泡沫破裂，美国房地产价格大跌30%，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由于广泛参与美元资产投资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约9000美元，约6万人民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1/4左右，而且收入差距很大。还有大量的经济体至今仍然还没有走出08年金融危机。

这次出清历时大概2年，在出清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借加入WTO之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外部出口下降和内部产业转型的压力之下，日本不得已开始货币金融大宽松，甚至有些无法自拔，基准利率从1980年9%左右一路下降到了1987年的2.5%。以贵州独山县为例，独山县是年收入不到10亿的国家级贫困县，总债务却高达400多亿元，很多融资成本在10%以上，2018年以来，独山县开始出现债务出现违约，城投债、资管产品出现延期兑付。银监会后来限制信托通道，银行又通过券商、基金子公司等绕开监管。我们的基建增速突然骤降，出现多年未见的5%以下增速。注定的告别：中国经济最难的一道坎 狂飙了二十年，中国经济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高处不胜寒，从2017年开始，中国经济也逐渐体会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寒意。

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和过去相比，我们为什么必然要迎接一场告别。第二，产业转移导致商品贸易的进口需求增加。

这轮经济周期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下行，但房地产政策基本没有放松。当时朱镕基总理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组合：货币政策中性偏紧，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015年放开PPP之后，2016和2017年我们估算财政部、发改委口径PPP以及隐性PPP落地规模都在10万亿以上。中国的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比如失业金的金额较低，而且领取条件很高，比如北京失业金标准大约为每月1500-1600元，只够在六环租一间10平米的屋子。

中国经济快出清的风险确实很大，权衡之下，慢出清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总的思路就是一手用适度的宽松政策托底经济，另一手抓紧改革开放，加速转型，这导致出清的速度和节奏都比西方国家要慢得多，从历史经验和现状来看，本轮出清可能还要持续3-5年的时间。当然，WTO只是一个标志，外需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际上得益于两个红利： 一个是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典型的就是80年代的日本，面对经济下行不断用宽松政策托底，僵尸企业横行，改革转型相对滞后，最终陷入失落的二十年。经过十年的暴涨，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已经几乎是全球最高，房价收入比更是全球TOP3。

第二个引擎是金融，点燃金融的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和监管自由化。因此，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8年提出了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1989年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日本货币政策转向，连续5次加息，资产泡沫骤然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失落的二十年。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第一，逆全球化挤压商品贸易出口。

我们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美国突然发起贸易战，出口企业压力倍增……种种迹象指向同一个信号，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引擎已经开始老化，在新的引擎启动之前，我们必须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告别。另一方面是内部劳动力成本攀升，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出口产业开始向海外转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分工逐渐清晰，全球出口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6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高点25%，主要原因是：第一，主要经济体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的严格限制。第二个周期：2009-2016年，扩大内需，成为最大的世界市场。2005年之后，Nike代工厂从中国大举迁入东南亚，2018年全球49%的Nike鞋产自越南，中国生产的只有23%。中国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产品）始终是进口多于出口。

2017年中国的汽车销量2888万辆，占全球总销量达到历史最高点30%。除了P2P之外，信托、债券、理财险、股权质押等等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也都被玩坏了，整个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泡沫，在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缘疯狂试探。

二是一旦局部出现了降价，很容易引发踩踏式抛售和连锁反应，从而使整个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遭受重创。当潮流逆转的时候，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第二部分，注定的告别：中国经济最难的一道坎。告别金融自由化，因为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